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。悠悠万事，吃饭为大，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，粮食安全作为“国之大者”，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。然而，对于地处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而言，种粮并非易事。

　　七山一水两分田，浙江本身山多地少，土地高度碎片化，加之稻谷种植成本刚性增长，比较效益愈发走低。粮地之争、粮经之争，如何破解？这不仅是道政治题，更是一道民生题，既要扎紧“米袋子”，又需拎稳“菜篮子”，还得鼓起“钱袋子”。

　　前不久，秋收时节，记者行走之江大地，惊喜发现，通过制度创新、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，浙江种粮渐入佳境。今年，浙江夏粮和油菜的播种面积、亩产、总产实现“三增”。其中，夏粮播种面积275.4万亩，较上年增26.1万亩，增幅达10.5％，占全国总增长量近19％。

　　10月中旬过后，秋毛豆开始上市。经过流水线的“梳妆打扮”，新鲜摘下的豆荚颜值大增，颗颗饱满、干净鲜亮。如今，产品不仅在上海站稳脚跟，还销往全国20多个省份，这让涵萱家庭农场的老板李正泉底气十足。

　　李正泉的农场位于龙游县塔石镇勤裕村，其老本行是种粮，因为粮食效益低，前几年开始尝试稻豆轮作。一季毛豆每亩有1000元纯收入，不少农户自发跟种，面积迅速扩大，为此，李正泉每年带儿子得花一个多月专门跑市场。

　　“有了这两条生产线，再配套保鲜库和冷藏库，大公司愿意收，心里就有底。”眼下，李正泉自己种了1800亩的稻豆轮作，还间接带动了全县300户农户，总面积达到1.5万亩。“现在，我们再创新，利用毛豆收完后的冬闲田种油菜，推广‘稻-豆-油’新三熟模式，效益更好。”

　　李正泉算了笔账，采用基质育秧、机插栽培、绿色防控等技术，早稻亩产可过千斤，毛豆鲜荚亩产将近1500斤，再加上一季油菜，三者相加，亩均产值可达7170元，比传统双季稻模式多出一倍多，关键水旱轮作，还有利于改良土壤、减少病虫害。

　　秋收冬种时节，浙江晚稻由南至北陆续开镰，一手抓节流，减少地头损耗，另一手开源，充分挖掘冬闲田，稳定小麦生产，扩大油菜种植，统筹种好蔬菜。今年，全省冬种意向面积达980万亩，较上一年度增长约20万亩。

　　在桐乡市联丰村，“宏望农业”老总范仉正忙着在秋收后的稻田里种伊乐藻，这对后续养殖小龙虾很关键。这里采取稻虾轮作，不开挖环沟，不破坏耕作层，只需适当加固加高田埂，充分利用水稻收获后到翌年6月上旬这段空茬期养虾，就能增加近2000元净利润。因为效益好，短短时间，截至去年底，全省就推广了近20万亩。

　　除了稻豆与稻虾轮作，此类创新还有不少，如稻蛙、稻鸭、稻鳖等，以及早稻与西蓝花、鲜食玉米等。尤其是稻渔综合种养，由于化肥、农药用得少，甚至有些基本不用，经营主体们大多选择优质水稻品种来提高身价，主攻中高端市场。去年，浙江“好稻米”评选中，“稻渔模式”所获金奖占总数的半壁江山。

　　“通过种植制度的创新，既能提高复种指数，挖掘耕地潜力，腾出更多发展空间，又能增加收入、改善土壤，符合绿色发展的主基调。”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粮油首席专家王月星告诉记者，去年，全省新型农作制度面积超过了402万亩。

　　“943.3公斤！”11月3日下午，江山市峰田家庭农场的地头传来欢呼声，这里进行的正是高产竞赛中单季晚稻“甬优7860”的百亩方测产。农场主陈彦福当场揭秘：“这块田首年种就如此高产，就在于技术创新，用了600公斤鸡粪，还有15公斤钾肥。”

　　江山市农技推广中心主任胡依君告诉记者，近年来，市里扩大高产竞赛的参赛范围，鼓励引进优新品种，提高奖励标准，目的就是为了激发种粮主体积极性，推广好品种、好技术。今年，全市12个早稻高产示范片，平均亩产达615.2公斤，高产增产十分显著。

　　据介绍，农业农村部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项目实施以来，浙江每年再配套3000万元资金用于高产创建，有效地撬动了地方积极性，这让很多实施县不约而同将目光聚焦技术创新。在临海市永丰斯敏家庭农场，农场主郭斯敏对钵苗栽插设备赞赏有加：“双季稻靠抢时，其最大优势在于大龄秧苗无损移栽，能明显提高连作晚稻亩产，一亩增收近百元。”

　　钵苗机插就是2017年时，温岭市以实施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项目率先引进试验示范的。截至去年底，温岭已有20台钵苗插秧机，日插秧能力达600亩，接下来还准备购置37台。验证确实对抢时大有裨益，包括临海在内的多个地方快速跟进。

　　浙江劳动力成本高，如何节本增效成为关键所在。对此，浙江倡导综合施策，不仅关注好品种，更聚焦关键环节的机械化、智能化，以实现“一绿三高”，即绿色发展，高产、高质和高效，而这些都离不开科技赋能。比如重点推广的叠盘出苗、机械化种植与深施肥及除草同步等技术，所节出的成本、增加的产量，就是直接效益。

　　此外，浙江还充分利用数字化改革成果，通过社会化服务覆盖更多生产主体。余杭区就借助空天地一体化水稻遥感技术，为精准施肥用药提供科学依据；在嵊州市崇仁镇，当地种粮大户用手机可在家监测稻田的“健康”状况；另外如种粮补贴发放，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专门开发了“惠农政策直通车”数字化应用，让大户一键“云上办”，种田变得更轻松。

　　“若不是九村抱团，这个数字化大米加工厂项目很难落地，我们也不敢投资。如今集中采收后，再也不用往外拉，单日大米加工能力就有150吨。”收割、进仓、烘干、加工、包装，所有环节有条不紊，桐乡市石门镇春丽桥村党总支书记张卫兴早熟稔于心。

　　早在2007年，春丽桥村就组建起兴农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，开启了村集体种粮之路。在张卫兴看来，种粮效益虽不高，但市场风险小，具备规模效应后，对村集体经济而言，其实是笔可观的经营性收入，既能促进基层党建，又能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，还能为周边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，可谓一举多得。

　　近两年，在浙江，除了像石门这样由村村抱团组建粮油公司，还有社社抱团型、龙头企业带动型等多种组织形式，种粮规模均在万亩以上，牢牢扛稳了种粮大旗。乐清金穗水稻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就是13个种粮合作社抱团而来，形成生产、销售、信用“三位一体”合作；星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则作为龙头企业，采取“1中心＋万亩田＋N高素质农民大户”模式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了这些更高层级的组织形式后，生产经营机制的创新随之跟进，主要就体现在引导粮农从卖谷子到卖大米、打品牌，效益提升更显著。2020年，浙江把“规模化粮食生产经营者自产稻谷加工用地”纳入种植类附属配套设施用地范畴，并结合农业农村部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的实施，加大项目扶持力度，培育壮大优质稻米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主体队伍。

　　杭州市余杭区的变化就十分典型。自从有了加工中心，杭州良加米业的老板姚初良便把“服役”多年的旧机器抛之一旁，他种了3000多亩水稻，如今不光自己用，还面向周边农户提供稻米烘干、加工等社会化服务。盘点近两年的变化，他归结为“两高”：优质稻比例越来越高，卖米比例越来越高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2021年，浙江782个优质稻米产加销一体化主体，总共种植了近75万亩水稻，占全省晚稻种植面积的9.3％，但年销售稻米超过32万吨，占全省稻米总产量的10.7％，仅此一项，便可亩均增效446元。

　　在王月星看来，无论是村集体种粮，还是社社抱团，或者产加销一体化发展，都是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一种组织创新，通过产业链延伸、附加值提升，来倒推粮食规模化种植，既提高了种粮效益和积极性，又能确保守好“饭碗田”，关键是为优质稻打品牌奠定了扎实基础，尤为适合经济发达地区的“稳粮之道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