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在稻田中央的孔锦娅。

　　“绿粱17”种植基地与一路之隔的村庄。

　　汪宝增（左）与孔锦娅（右）正在基地里查看。

　　长在基地里的“绿粱17”。

　　没上过大学，不在科研机构工作，也没有项目经费支持，一辈子就在乡镇农技站，仅靠自己摸爬滚打，竟号称通过高粱与水稻的远缘杂交，选育出了“高粱稻”，不仅高产稳产，亩产超过600公斤，还具有“降三高”的特殊功能。如果情况属实，那就是国际科学界的“巨响”！

　　“小人物”创造奇迹的故事并不罕见，他们最初的遭遇往往曲折离奇。正是基于这样的人生理解，记者找到了汪宝增。瘦高个儿，寡言少语，但只要讲起水稻，便滔滔不绝，似乎心中有一团火。

　　秋收时节，记者在浙江杭州萧山区的众联村，见到了老汪的“高粱稻”。看上去，这个被他自己命名为“绿粱17”的稻子，与普通水稻并无两样。

　　“这不就是水稻吗？”

　　听到记者脱口而出的疑问，年逾古稀的老汪立刻脸红脖子粗，喉咙梆梆响：“这怎么是水稻呢？这就是‘高粱稻’！不信，你可以开除我的党籍！”

　　一方面，是老汪的斩钉截铁，声称哪个专家如果怀疑，可以一起到中央电视台去辩论；另一方面，是几乎所有专家、教授的谨慎和怀疑。毕竟汪宝增只是个“白丁”。

　　“高粱稻”究竟是真是假？记者越是深入采访，越是感到迷雾重重，甚至一度陷入摇摆，久久不敢落笔……

　　20世纪70年代，汪宝增就读中学农技班时，听说湖南有个科学家袁隆平，研究出一款杂交稻，亩均可增产20％以上。他深受触动，也要研究水稻。因为，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把他饿怕了。

　　高中毕业后，汪宝增回到老家富阳，在乡镇搞病虫害测报。于是利用机会，悄悄搞起了育种。

　　科研也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老汪想到了高粱与水稻的“配对”。两者同科不同属，各有特征：水稻是水田作物，既不耐高温，也不耐低温，扎根浅、茎秆细，抗倒伏能力弱；高粱则为旱地作物，适应能力强，边远和高寒地区都能长，只不过口感又硬又涩，最后逐渐退出了主粮舞台。

　　但远缘杂交何其难：配对难、受精难、结实难、成活难、稳产难。要实现水稻与高粱杂交培育新品种，势必要过五关、斩六将，有人形容其“比登天还难”。

　　老汪通过观测发现，水稻开花一般在上午8时至下午2时，高粱开花则在上午5时至10时。这里有两个小时时间，可以让高粱和水稻的花期相遇，如果先将水稻用温水去雄，再剪去部分颖壳，让高粱花粉自然飘落到水稻雌蕊柱头，就有可能完成传粉和受精。

　　老汪找来了十多个水稻品种当母本。到了授粉期，搬出家里盆盆罐罐，天天守在地头。尽管早有心理准备，但现实仍像一盆盆冰水，不断浇灭老汪的希望。看了一簇又一簇，全都是瘪谷，万念俱灰之时，突然出现了5颗结实粒。

　　一下，世界变得明亮起来！手中的5颗种子，就是他进入育种殿堂的入场券。

　　这头欢欣鼓舞，但在村民和同事眼里，23岁的汪宝增是疯了。媳妇不娶，正业不务！富阳当地就有大名鼎鼎的国家级水稻研究所，人家多少大专家、试验田，手握多少科研经费，你一门外汉，能弄出啥花头？

　　老汪将各种议论当作耳旁风。第二年，他兴冲冲将种子播下，天天提心吊胆，结果仅存活下来一株，收下32粒稻谷。之后几年，播完收、收完播。原本以为一路向好，品种本该越来越纯化，可不曾想，到了1982年，结果发生大分离，并没有遗传给下一代。

　　一夜之间，所有努力付之东流。瘫坐在田埂上，汪宝增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。

　　10年了！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多少回绝地逢生，多少次冷眼嘲讽，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所谓的命运早已与育种捆绑，一辈子无法割舍。

　　老汪想到那些先哲：天底下哪有一项研究发明，是一帆风顺、一举成功的？有些甚至明明能够造福人类，却硬是得不到社会承认。

　　唉声叹气解决不了问题，幻想等待更没有未来。老汪给自己打完气，猛地从田埂上站起来，抖擞精神，继续出发。

　　汪宝增搞的是单季稻试验，但为了解决产量问题，当时，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大力推广双季稻。因此他只能放弃手头的试验。这天，他叩响了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大门。

　　接待汪宝增的，是科研处处长应存山。这位未来的所长一听汪宝增的试验，立马派人提供跟踪服务。

　　在应存山的帮助下，汪宝增转战到福建三明农科院继续试验，并且对研究思路进行了重新调整。

　　此时汪宝增已经结婚，但一有空就往三明跑，微薄的收入全拿来补贴实验，家里就靠妻子裘根兰打零工度日。3年后，老婆临盆生下女儿，汪宝增还在三明收种子。回到家，女儿都已经快满月了。

　　汪宝增只得收心在家。自家3亩地，加上租来的3亩地，成了他的新试验田。因常年劳作，他腰肌劳损，无法干重活，只能在旁指导，做做记录。妻子则义无反顾顶上，播种、插秧、收割，一样不拉。有年大旱，土地冒烟，为了不让老汪的试验受影响，她一人足足挑了几百担水，从河边一直到田里，两个肩头全是水泡。

　　劳苦能够咬牙挺住，缺钱却束手无策。家里好不容易改善条件，在平房上支起了第二层，仔细一算，盘个楼梯还得花200块钱。按理说，夫妻俩3个月收入就能搞定，可为了省钱，一拖再拖，全家竟爬了七八年的木头直梯。

　　老汪的节俭已经到了吝啬的地步，衣服破了洞也不舍得丢，可为了谷子发芽，不惜用浴霸取暖、用空调降温。有时，还把种子捂在棉袄里、被窝里。没钱买专用容器，就把家里盆盆罐罐全部利用起来。

　　1996年，兜兜转转又10年后，选择黑粳糯为母本，环雕糥高粱为父本，用自创的老办法终于获得了10颗结实粒。第二年试种，又发现了一个变异株，总共5个有效分蘖，米粒黑色。

　　两年后，大分离来了：有不育的、半不育的、全不育的，株高参差不齐，米粒有黑色的，白色的，还有红色的。该往哪个方向选育？当时，因为研究红糯米的人不多，在专家建议下，汪宝增保留了红糯植株。

　　试验亦步亦趋，困难始终相伴左右。几十年里，由于出身“体制之外”，汪宝增的研究尽管也得到了专家帮助，但毕竟无法立项，得不到经费支持。好几次遭遇“财政危机”，他只能厚着脸皮去敲科技局的门。

　　开始还能要来点项目，但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结题，久而久之，汪宝增被官方贴上了“骗子”的标签。加上性格偏执，一旦遭遇否定，他就怒气冲冲，要与对方分出对错，以至于很多人谈及老汪就刻意回避，有的则带有很强的负面印象，认为他在搞歪门邪道。

　　采访中，记者也常深感老汪的偏激，有次好不容易把省里专家请到基地。田埂上，汪宝增就与客人争执起来，“怎么就不是高粱与水稻杂交的？你没做过试验，就没发言权！”话没讲完，便拂袖而去。

　　这样的冲突，面对质疑时，几乎如同家常便饭，也导致汪宝增的路越走越窄。

　　时间来到2009年深秋。这天，汪宝增在富阳一家农家乐吃饭，一开始眉飞色舞，到头来却长叹一声：眼下收割在即，连人工钱都不知道在哪里！

　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，路建强一家恰好坐在隔壁桌。一听老汪描述的“新品种”，他们全家就来了兴趣，跟着跑到田头，摘下穗子，拿手一搓，果然有股“高粱味”。第二天，路家就给素昧平生的老汪送去1万元，以解其燃眉之急。

　　路建强出身中医世家，对地道中药和土种本就兴趣浓厚，一来二去，便常与汪宝增往来，并且答应每年出资5万元用于科研。不仅如此，路建强还带来不少人脉资源，帮助老汪完成了科技成果以及国家发明专利登记。

　　尽管专利保护的是“一种高粱红糯稻新品种的选育方法”，但这两张登记证书，让汪宝增如获至宝，“我总算能够抬起头来，也算对过去几十年的一个交代。”

　　如何让成果走得更远？在路建强建议下，汪宝增以技术入股，双方合作成立名为“绿粱科技”的公司，开始了规模化制种。种植面积从60多亩一下子扩增至1000多亩。

　　规模化种植带来严峻挑战，现金流、收储、加工、产品开发、市场营销等问题接踵而至。到2019年，路建强体力不支，身患绝症，躺倒在床。

　　此时，2000多亩订单稻子刚播下。无奈，路建强只得在病床前，将重担交到了前妻孔锦娅手中。

　　却说这孔锦娅，靠经营玉石生意，年入几十万不在话下，日子本过得体体面面。但接过“高粱稻”重担，她根本不知其中深浅。

　　眼看收割日益临近，她掰着手指算了笔账：产量预估1400吨，光收储的费用就得500万元。这还不算运输费、粮库储存费。

　　没办法，孔锦娅只得东奔西走筹钱。赎回之前的投资，变卖手中的宝石、刷信用卡、办网贷。拼拼凑凑，总算收完稻子。

　　暂时躲过一劫，可接下来，存货怎么办？拿来做酒，意味着又要运输费、加工费；假如卖不出去，还得砸在手里。身边朋友得知后，纷纷前来劝阻，让她尽早收手。

　　但覆水难收，孔锦娅也感觉到越来越难以放手：“我不指望赚多少钱，只希望不要辜负老汪一辈子的心血，不要辜负老路生命的代价。而且这么重大的成果，可能对全人类都有意义，不能断送在我手里。”

　　深夜里，孔锦娅一次次扪心自问：继续往前跑，有可能人财两空；就此罢手，则必定前功尽弃。此时，公司几个股东，有的撒手不管，有的索性退出。她的股份一下从10％提高到68％。为接济孔锦娅，老母亲甚至把60万元的养老钱也拿了出来。

　　对孔锦娅来说，有关“高粱稻”的所有一切，几乎都是无法理解的谜团。但她越是不解就越想搞清楚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　　有一回，她带着资料去一个研究所，最后门都进不去，因为她连要找谁也不知道；还有一次，送去稻子希望做品种审定，结果苦苦等了半年，最后竟被告知，没有办理相关手续。

　　“我们的稻子茎秆比普通水稻粗壮许多，碾出的米粒一看就像高粱，而且检测出来确有单宁物质存在，吃了以后还能‘降三高’。检测结果也证明，许多微量元素的含量都比普通水稻高出几倍，甚至几十倍，这些不就是高粱基因的表现吗？”

　　孔锦娅不懂科学术语，更无法解释其中的奥秘。她只是从感性层面，就其知识范围所能理解的，不断表达着自己的疑虑。

　　“绿粱17”到底是不是高粱与水稻杂交的后代？与很多人一样，记者心里也打着问号。于是经人介绍，帮助孔锦娅找到了中国水稻研究所一位分子育种专家。

　　专家建议，先从基因组角度入手，看看后代究竟有没有来自高粱的基因。尽管从科学角度来看，不同种的杂交难如登天，但若真是高粱与水稻的杂交后代，那就意义非常重大，堪称科学界重大突破。即使最后证明不是，仅从功能稻角度看，也有着较大的市场开发潜力。

　　然而，在父本和母本递送过程中，出现了尴尬一幕：专家说，所送的原始母本竟然是错的。

　　孔锦娅不知是汪宝增怕泄密故意为之，还是一不小心出错。在专家看来，科研工作岂能如此儿戏？但汪宝增又坚称，当初送的母本就是对的。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错，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。

　　尽管孔锦娅马上又第二次送去了原始母本。最终，通过检测也发现了3条基因序列可能是候选高粱基因。

　　但当孔锦娅希望该专家再施援手，帮忙进行解释时，专家却回避说：无法再参与此事。

　　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，无奈之中，记者只得辗转向浙江省农科院的水稻育种专家王建军求教。

　　王建军首先肯定了利用这种方法来尝试远缘杂交，无疑是一种创新，对后续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但从照片中的穗形和植株看，他判断，这有可能只是一种糯稻。因此他提醒，在表述上要格外注意，“高粱红糯稻”的叫法很容易引起误解。

　　至于是否利用了高粱的核心基因？王建军解释道，高粱和水稻都属于禾本科植物，两者进化过程中，肯定会有不少同源基因。只有证明了高粱中的特有基因的确进入了水稻，并且表达出性状，才能证明远缘杂交是成功的。

　　可要找到高粱的特有基因，就如同大海捞针。王建军坦言，水稻和高粱两个学科的发展现状，显然是不平衡的，前者作为模式植物，研究已十分成熟，但对于后者的遗传分子研究，则明显滞后。“从战略上考量，弄清楚高粱的意义不大，且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资金投入。因此要找出高粱的特有基因，如同大海捞针，现有技术很难做出明确的结论，所以称之为‘候选基因’。”

　　王建军举例，尽管水稻没有单宁物质，但“绿粱17”检测出单宁物质，这并不能证明其就是高粱的特有基因所表达的。因为单宁物质是一个大类统称，在自然界中，具有该物质的材料还有很多，要找到控制高粱产生单宁物质的基因也非常复杂，就如同证明“哥德巴赫猜想”。

　　王建军进一步解释，之所以发现了一些高粱的“信号”，有可能是发生了基因漂移，进而产生了基因渗透，这其实就是物种进化的自然过程。他建议，这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基础性研究，只能交给更有实力的科研单位完成；企业的当务之急是，利用这些特性进行产品开发，用市场来检验成果。

　　各种检测报告都曾经让孔锦娅喜出望外，可专家的每一次言论，又一次次将她打落谷底。她听得似懂非懂。总之是：这个“高粱稻”值得怀疑，还需进一步研究论证。可找谁去咨询，找谁去论证呢？她已经筋疲力尽、走投无路，连日子都无法过下去，哪还有资金再深入研究下去？

　　这些年，由于参与的人都不专业，面对一个个技术问题，孔锦娅已经深感“草台班子”的力不从心：无论是书面材料的撰写，还是出具的一些检测报告，从专业角度出发，专家们一眼就能挑出种种毛病。进而怀疑她的来路，会不会是一个女骗子？

　　又一个秋收时节到了。困顿中的孔锦娅似乎又一次看到了亮光：就在稻子开割前，基地刮起了台风，周边其他品种的稻子大多倒伏在地，损失惨重，唯独她家的“高粱稻”昂首挺立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

　　孔锦娅立马给记者打来电话“报喜”，还说除了“高粱稻”，目前正和老汪研究“稻高粱”，对初步成果同样很具信心。

　　可最后，孔锦娅又告知：路建强已经去世了。“今年的新米。老路再也吃不上了……”